在加強穩企紓困、強化小微服務的背景下，天然與本地經濟共榮共生的城商行肩負起更重要的職責和使命。過去一段時間，城商行堅守“服務城鄉居民、服務中小企業、服務地方經濟”的定位，結合自身資源稟賦和業務優勢，積極探索特色化、差異化發展道路，為“穩經濟”提供了更多有效的金融供給。

　　健康的人事結構是城商行專注主業、深耕本地的基礎和前提。今年上半年，累計有十余家城商行迎來新任董事長或行長。從現階段情況來看，監管部門或地方國資出身、內部提拔、從大行聘任是城商行任命管理層的幾個主要途徑。

　　

　　隨著地方政府對本地城商行責任意識的提升，越來越多昔日的監管人士加入城商行，出任董事長或行長職務。

　　以北京銀行為例。今年3月，該行董事會同意選舉北京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原黨組書記、局長霍學文擔任董事長。霍學文長期在政府或監管部門工作，曾歷任證監會政策研究室國際調研處副處長、處長，國際合作部國際合作處處長；中共北京市委金融工委副書記；北京市國資委黨委委員、副主任；北京市發展改革委黨組成員、副主任，市金融辦主任（兼）等。

　　經歷過前任董事長被查、前任行長遭解聘等風波后，江西銀行顯然更重視領導班子的政治意識。今年以來陸續任命的董事長曾暉、行長駱小林均具備金融監管工作經驗，曾暉曾任江西銀保監局黨委委員、副局長，廈門銀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駱小林曾任江西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副局長。

　　對于新設的省級城商行來說，由于地方政府是當地金融業謀篇布局的“牽頭人”，因此，任命有政府工作經驗的人士“掌舵”省級城商行也更加合乎情理。例如，山西銀行董事、副董事長、行長任凱此前擔任的是呂梁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

　　地方國資往往是城商行的持股主體，與監管人士“掌舵”城商行邏輯相似，這方面人才加入城商行同樣是地方落實屬地責任的體現。吉林銀行新任董事長王立生此前是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黨委副書記，并于2020年6月進入吉林銀行任黨委副書記，同年8月起任行長；廣東南粵銀行選舉的新任董事長劉祖前此前擔任廣東粵財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重慶三峽銀行新任董事長劉江橋曾任重慶渝富控股集團黨委副書記、董事、總經理。

　　在研究人士看來，銀行高管在監管部門、銀行業協會、金融院所任職，能夠培養銀行高管規避風險的職業習慣，降低銀行的風險承擔。此外，考慮到銀行高管還會因行政指派而到不同金融機構擔任高管職位，出于個人發展考慮，會更加重視滿足監管部門的風險管理要求。

　　銀保監會此前曾明確，要壓實中小銀行深化改革和風險防控的各方責任，其中之一就是推動落實地方黨委和政府責任。中小銀行基本是地方經營的，地方國有資本股東也要落實責任。一旦出現風險，地方還要落實屬地風險處置責任。

　　

　　在交流中，華北某城商行負責人告訴《中國銀行保險報》記者，在強調政府支持和黨管金融的同時，很多城商行也非常重視團隊融合，希望通過“本地化”“本行化”的人才策略，推動自身團隊穩定性進一步加強。

　　因此，內部提拔也是上半年城商行任命管理層的主要方式。作為海南唯一的省級法人商業銀行，海南銀行成立時間不長，于2015年9月1日正式開業。目前履新該行行長的是曾任海南銀行籌建工作組成員的原副行長吳競擇。

　　同樣將副行長提拔為行長的還有吉林銀行和九江銀行。今年6月，吉林省政府決定：建議秦季章為吉林銀行行長人選。九江銀行也在日前公告稱，新任行長肖璟的任職資格已獲核準。2014年加入九江銀行后，肖璟先擔任首席信息官，后于2018年兼任副行長。

　　沙建平則是由寧夏銀行黨委書記、行長一職轉為董事長。在2018年10月出任行長之前，沙建平曾歷任寧夏銀行多個部門負責人、行長助理、總稽核、首席風險官、副行長等職位，熟悉全行多業務條線情況。

　　華潤銀行原董事長劉曉勇認為，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問題始終未能破題的其中一個深層次原因在于動力問題一直沒有很好解決。而動力問題的核心在于銀行公司治理，重點體現在銀行高管的選任機制。如果銀行所有者特別是銀行高管，缺乏關心銀行風險管理或長期發展的激勵，風險管理就缺乏激勵約束的原動力。迫切需要進一步探索完善銀行公司治理、改進高管選任機制、增強風險管理動力的現實路徑。

　　除了內部選任之外，有大行工作背景者出任城商行董事長或行長也比較常見。例如，青島銀行新任董事長景在倫是位“老中行”，1991年進入中國銀行工作，曾歷任云南省分行行長助理、副行長；山東省分行副行長、黨委委員，兼濟南分行行長、黨委書記。哈爾濱銀行委任的新任行長姚春和是工商銀行“老將”，此前曾擔任工行大連市分行行長、黨委書記。